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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的誓词共65个字，最终采纳的誓词共70个字，拥护宪法改为忠于宪法，并且忠于宪法放在誓词的第一位，而且修改之后的誓词内容语言精练、语义明确并且富于感染力。

针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市民—民法（civil）秩序危机，以及全能国家（total state）的发展趋势，施米特与哈耶克都站在宪法政治的高度进行了诊断一、新行政法及其两种进路 综观既有的研究，学者的观点各异，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进路。

同时，也就需要吸收法学以外其他大量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监控者角色不同，管理者的着眼点是如何高效实现行政任务和目标。其体例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到主导的行政法总论教材的影响。因此，行政法学面对行政的这个角色，有必要利用法政策学的方法，为其提供立法的、制度设计的思维模式，以及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的过程模型。本文之后的讨论，也将围绕着监控者和管理者角色的各自特点和类似复杂关系，探讨两种方法的分离和沟通，并最终回答二者是否可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得到统合以及——如果有统合的话——在什么意义上统合的问题。

2.依循法治原则，以代议机关的立法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驯化规矩，行政权由此纳入合法/违法的二元符码约束体系之下，而这是法律系统有别于政治、宗教、道德系统的独有的符码体系，行政法得以具备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所以，二者的定位、任务和关注点是不同的。但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并未向本院提供其在作出处理前已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方面的证据材料，视为没有证据材料，应认定为重大程序违法。

相关判决证明，无法为轻微违法确定一个清晰的标准，缘于轻微违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表象。后来冯标梅将房屋产权及土地权属转让给了钟昌校，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被告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依职权给钟昌校核发了《土地使用证》。（三）不同法院对相同违法情形是否属于轻微违法的判断不同 在林丹丹诉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案（以下简称林丹丹案）中，[40]法院认为，被告在作出本案行政许可决定前未履行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义务，属程序违法。同时，通过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程序违法相关案例的研究，阐述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及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标准的进步与缺陷，为程序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的完善提出建议。

但该暂停公告的内容并未违反《征补条例》第16条的规定，上述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被诉征收决定被撤销。[24]薛刚凌、杨欣：《论我国行政诉讼构造：主观诉讼抑或客观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在安徽吉诺案中，原告请求被告潜山县国土资源局履行交付土地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32]（2015）合行终字第118号。[5] （二）是否侵害相对人实体权益、是否影响行政行为结果正确性标准 案例1：在郑寿云诉蒙城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案（以下简称郑寿云案）中，[6]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蒙城县公安局超期限办案属程序上瑕疵，不影响处罚决定结果的正确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原告请求撤销还是确认违法，法院都应以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不符合轻微且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程序违法行为一律予以撤销。

此外，情况判决与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竞合实际上扩大了法官审查行政程序违法问题的裁量空间，更有利于对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灵活审理。这14个案例显示，法院认定轻微违法的情形十分广泛，包括以下八类。[1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35页。《行政诉讼法》及两次审议稿对其作出了均不相同的规定。

尤其在李云迪案中，法官在明知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根据商标评审的实体规则，认定雲迪及图商标不构成侵权，撤销程序违法行为再让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也很难改变不构成侵权事实的情况下，依然认为即使乐蓓莉的授权及追认属实，也无法改变商标评审委员会未尽到审查职责导致程序违法的事实，不能弥补争议商标评审程序的违法性。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也是2008年以前的典型案例中没有体现出的标准类型。

[14]一审判决原文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超过法定期限颁发行政许可显然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应当予以撤销。

因此，在原告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授予行政许可超期违法的诉讼中，均无法通过适用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获得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上述9个案例反映出在缺乏审查标准的情况下，法官对于回应原告诉求或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选择，可能产生完全不一致的判决结果。因此，在不损害第三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被告不能以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剥夺给予原告的合法利益，违反信赖保护原则。[44]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21页。同时可见，法院认为一个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否应被撤销，主要还是考虑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标准，而非违法情形是否轻微标准。在杨广杰与全椒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房屋行政强制上诉案（以下简称杨广杰案）中，[35]二审法院认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应当履行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决定送达当事人，向当事人进行催告、公告，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将强制执行决定和强制执行的具体时间送达当事人等程序，但全椒县行政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未按法律规定履行该程序，影响了杨广杰陈述申辩权利的行使，属程序违法，但因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应当认定该行政强制行为违法。

而且，被诉《批复》未告知救济权利和途经，亦属不当，应予指正。这也再次印证了轻微违法在实践中很难归纳出一个具体标准。

（五）确认行政程序违法的条款竞合扩大了法官的审查空间 新《行政诉讼法》除了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处理结果进行变通，规定了对于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应确认违法之外，在行政行为具有可撤销性的情况下，法院还可以依据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判决条款，确认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是，法院判决撤销县政府向钟昌校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后，倘若冯标梅（向钟昌校转让《土地使用证》的第三人）依照法定程序，重新申请物权变动，钟昌校依然能再次获得土地使用权。

[38]即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这种取舍受制于地域法治状况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地域法治环境的空间因素。

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除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之外，还应考虑程序违法行为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7条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需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并在7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书面答复，7日内未作出书面答复的，视为同意受理。在上述被判决撤销的案例中，行政主体均违反了告知和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原告实体权利受到了实际影响，因而被判决撤销。（六）小结 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众多和新型标准的不断涌现，说明了行政程序违法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实，该案并非法院将正当程序原则写入判决书、作为判案依据的开端。在钟杨杰案中，法官同样直接将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写进了判决书。

可见，送达、催告、公告、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意见等程序是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程序。该案中程序违法行为表现为行政主体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未履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

这种情况下，虽然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违法，但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对确认违法判决的规定，此类案件不符合应当确认违法的情形。[2]章剑生教授曾在2009年梳理过1985年至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11个与违反法定程序有关的典型案例。

[27]还有在李某某诉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行政其他案（2015年成郫行初字第45号）、杨大胜诉东海县公安局处罚案（2015年海行初字第00114号）、浙江德盈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诉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2015年甬慈行初字第27号）、凭祥市浙一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诉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案（2015年东行初字第9号）、张秀英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治安处罚案（2015年二中行终字第694号）、王丽娟诉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复议决定案（2015年绍诸行初字第209号）中，法院均作出了类似判决。但在郑寿云案、刘国利案和上海建灵案的判决书中，法官们认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对相对人实体权益和行政行为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不必撤销。（四）仅因程序违法损害客观法律秩序而可被判决撤销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市霓虹广告公司诉温州市鹿城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案（以下简称霓虹广告公司案）[41]是因为程序违法行为损害了客观法律秩序，因而被判决撤销，该案与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关系不大。[42]（2015）浙金行初字第3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299页。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

而轻微违法标准的独立功能在于通过合法性审查来保障程序的价值与目标，保障正当程序原则的实现，维护客观法律秩序。虽然校方未履行上述程序同时也可能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但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更注重将上述程序性规定视作十分重要的法定义务，因此法院认为违反了正当程序，就不再属于轻微违法的范畴。

二、新《行政诉讼法》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新《行政诉讼法》吸收了湖南、江苏和宁夏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经验，[25]将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标准。但因第三人获得的许可利益同样值得保护，且餐饮许可不产生排他性的效力，因此撤销第三人的行政许可，有违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也明显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且被告的程序违法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也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支持撤销被告向第三人作出行政许可的诉讼请求，而根据《行政诉讼法》74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向第三人作出的餐饮服务许可行为违法。